福澤諭吉：人人都想做官的國家無法強盛

福澤諭吉：人人都想做官的國家無法強盛

［日］福澤諭吉（1835.01.10—1901.02.03）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、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、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。被稱為“日本近代教育之父”、“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”。

“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，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。如果人人都想做官、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，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”。這是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眾多名言中，最具含金量的一句。

很多中國人以為，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第一理論家，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，不是“擴張”，而是“獨立”二字。

眾所周知，現行1萬日元大鈔正面，印着福澤諭吉的頭像。一萬元是日本錢幣最高面額，舊款一萬日元的主人是日本“釋迦牟尼”聖德太子，而福澤以新換舊，可見在日本歷史的地位和影響力超過了聖德太子。

舉世皆知，近代日本崛起於明治維新。明治維新成於“三傑”：西鄉隆盛、大久保利通、木戶孝允（桂小五郎）。“三傑”里並無福澤諭吉，但是為什麼日本人在最高價值的錢幣上留下了福澤，而不是西鄉、大久保呢？

這主要是因為，維新三傑都是政治家，這些政治家推動的是對日本國家制度的改變，而福澤諭吉是思想家，他改變的，是日本的世道人心。

福澤諭吉對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，是令近代日本人由“人身依附之心”集體轉向“獨立之心”。

雖然福澤沒像西鄉隆盛那樣，用武力推翻幕府，但在倒幕維新的多事之秋中，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險辦學辦報，在兵荒馬亂中堅持開啟民智，鼓吹西化。

福澤諭吉對明治維新的貢獻，相當於亞當斯密加上約翰洛克對英國的貢獻。可以說，他是明治維新的思想導師與精神領袖。明治維新成功後，作為“突出貢獻者”，福澤諭吉當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請，入閣做官，但他卻一再拒絕，終生沒有做官。

當時日本雖處近代，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，人們不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做。

當時福澤諭吉給出的答案是——“願做獨立的榜樣”。

福澤諭吉指出，人人想作官的弊端——那種情況有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。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，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。

福澤諭吉認為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，首先在於強民，而強民的標誌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。

福澤諭吉認定，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學教育的遺害。所謂“青雲之志”乃是祖先遺傳下來的“官場迷信”，他希望能從這種迷信中把人們喚醒，使之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。

誰也不曾想到，這個日本“獨立之父”，早年竟然還是“儒家信徒”。福澤諭吉1835年出身於武士家庭。家境貧寒，直到14歲才入當地的私塾學習漢學，爾立之年成為遠近聞名的漢學家。漢學家福澤諭吉的思想巨變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，正值不惑的他三次赴歐美考察，其思想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衝擊。於是曾經主張“和魂漢才”的福澤諭吉思想發生巨變，開始重大轉型、投向“和魂洋才”。

福澤諭吉的思想巨變在他的著作《勸學篇》及《文明論概略》中體現深刻。在《勸學篇》里，他把學問當做個人及國家獨立的工具。福澤諭吉將學問分為兩種：有形的學問（天文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學等）；無形的學問（心理學、神學、理學等）。在福澤諭吉眼裡，實用的知識最為重要，而遠離生活實際的知識則次之。

福澤諭吉反對脫離實際的學問，出於這種思想，他開始排斥孔子，摒棄儒學及漢學。因為他判定儒學及漢學是近代社會“脫離實際的學問”。福澤諭吉認為，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，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，因此，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。所謂能力，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。而能力不是單一的，它包括記憶能力、推理能力、想象能力。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，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、無用的。

福澤諭吉主張重視實用知識的學習，他眼中的“實用知識”就是指洋學，即西方科學。所以他大力提倡學習西洋科學，他不僅重視數學等自然科學，對法學、社會學等西方社會科學也更為推崇。

福澤諭吉的“棄漢從洋”和“獨立”思想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，近代日本稟承他的思想，在明治維新時期的近代化過程中明確提出“和魂洋才”的標誌性口號。並且，在他創辦的慶應大學和《時事新報》影響下，一批獨立知識精英、新日本人脫穎而出。

福澤諭吉稱自己對政治不熱心，其實，筆者依其一生作為而分析——他並非對政治不關心，而是看不起官，不屑作官。他並不認為，一個校長的影響力就不如一個首相。他給自己的角色定位，應該是“日本國家大校長”。

作為 “日本國家大校長”，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。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，西鄉隆盛、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，而他改變的，則是水質。